在4月21日博鳌论坛年会分会“一带一路：合作发展的新实践”上，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指出，发展中国家债务形成和重组问题十分复杂。除了针对不同情况要制定不同方案，还要贴近市场、投资人、金融机构和负债国家，设身处地去想，考虑具体情况以设计方案。

　　周小川指出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债务问题成因非常复杂。有的是由于宏观管理失误造成债务过重，而且债务包袱是经历多届政府积累而成。有的是因为政府出于民粹主义、竞选等需要，过于急功近利，导致债台高筑。有的虽然债务规模较大，但自身经济存在较大潜力，如国内拥有资源性产品、财政困难不是特别大，只是需要放宽债务期限。还有一些国家是因为建设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前期投资昂贵，如中老铁路，需要经过一个较长周期才能回收成本和带来后期效益。

　　周小川认为，疫情也对多国债务产生了影响。为保持社交隔离，工厂停工、交通受阻，造成借款方无法正常还本付息或提供投资回报。正是基于此，二十国集团（G20）实施了两轮“缓债”，并通过了债务重组的共同框架。对此，缓债的链条要尽量拉长，有必要全链条缓债。

　　周小川表示，对缓债、债务重组共同框架的执行效果还需要评估。比如，债务国通过缓债和债务重组节余下来的资金是否真的用来缓解疫情？另外，G20债务重组共同框架更多的像是政府官员讨论而成的，离市场要求的还有一定距离，导致利用此共同框架来进行债务重组的国家几乎没有，即使有的债务重组数量也很小。从国别角度来看，不少债务国考虑到债务重组会导致自身信用受损、妨碍未来筹资等原因，因而对债务重组踟蹰不前。因此，债务问题和债务重组问题，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加复杂。除了针对不同情况要制定不同方案，还要注意贴近市场、投资人、金融机构和债务国，设身处地去想，考虑具体情况以设计方案。很难说有一个特别的公式或妙方，对所有的国家都适用，可以即刻推广。

　　周小川说，近些年来，中国对外投资增长非常快，总量积累也比较大，绝大多数项目都是债务国企业有需求、能产生经济效应、对债务国未来有长远好处的，绝不是个别媒体和国家抹黑所说的“债务陷阱”。对一些确实因疫情等各种原因造成困难的“一带一路”项目，有必要精心考虑和设计对策，缓解相关国家的债务问题，有力回应各种怀着不良动机的言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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